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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归档日期:07-12       文本归类:奥塞拉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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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1918年1月26日—1989年12月25日,又译:寿西斯古、希奥塞古)

  1918年1月26日—1989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罗马尼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兼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

  1918年1月26日生于的斯科尔尼切什蒂村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在10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11岁时到布加勒斯特一家修鞋铺当学徒。关于他的童年,齐奥塞斯库后来回忆道:“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尝尽地主的压迫和资本主义的剥削”。15岁时因参加罢工和游行而被捕。1933年加入罗马尼亚青年团,同年加入罗马尼亚(1948年—1965年称罗马尼亚工人党),并作为民主青年的代表参加全国反法西斯委员会。1933年—1936年先后任布加勒斯特市、普拉霍瓦州和奥尔特尼亚州青年团团委书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布加勒斯特、克拉约瓦肯普隆格勒姆尼库沃尔恰等地执行党的任务,多次被拘捕。罗马尼亚王室的秘密警察机关称他是“危险的鼓动者”和“和反法西斯宣传活动的传播者”。

  1936年6月被反动当局逮捕,在布拉索夫被法庭判处2年监禁并以藐视法庭罪额外判处限定居住在斯科尔尼切什蒂1年零6个月,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有“罗马尼亚的巴士底狱”之称的多夫塔纳监狱中度过的,在被关押期间,他结识了一批杰出的共运活动家(包括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埃米尔·波德纳拉希基伏·斯托伊卡亚历山德鲁·莫吉奥罗什),1939年获释出狱。1939年10月当选为罗马尼亚共青团全国组织书记。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年轻的员、纺织女工埃列娜·彼特列斯库,两人于1946年结为终身伴侣。1940年8月再次被捕并被关押在吉拉瓦监狱,1942年转押卡兰塞贝什监狱,1943年先后转移到瓦卡瑞什蒂监狱和特尔古日乌集中营。在狱中参加了以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为首的罗共领导核心,成为乔治乌·德治的得意门生和党内“监狱派”的骨干。

  1944年8月23日罗共在布加勒斯特举行武装起义时他被营救出狱,1944年—1945年任罗马尼亚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八·二三”武装起义胜利后,参加了罗共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夺取并巩固政权、建立民主政府、进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重要活动。此后相继进入罗马尼亚军事学院专修班、布加勒斯特经济研究学院和“斯特凡·乔治乌”社会政治学院(罗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1945年10月在罗马尼亚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罗共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1948年先后任罗共多布罗加和奥尔特尼亚州委书记。1946年11月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代表。1948年5月13日—1950年3月18日年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国务秘书,任内积极推进农业集体化政策,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倡导者之一。1950年3月18日—1954年4月19日先后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武装部队部副部长、武装部队部第一副部长,并兼任武装部队总政治部主任,1952年4月为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50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2年晋升为中将。

  1952年当选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局委员。1954年4月20日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55年12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罗马尼亚“七大”)上当选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组织工作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工作,一跃成为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的核心人物,迅速崛起为罗马尼亚政坛的一匹”黑马“。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在党内排名第二。1964年起,乔治乌-德治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齐奥塞斯库开始更多地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成为后乔治乌-德治时代权力角逐的有力竞争者。

  1965年3月19日,乔治乌-德治逝世,在3月22日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当选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1965年7月在罗马尼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罗马尼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常设主席团委员(1974年11月起为中央常设局委员)、罗马尼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后在1969年8月罗共“十大”、1974年11月罗共“十一大”、1979年11月罗共“十二大”、1984年11月罗共“十三大”和1989年11月罗共“十四大”一直当选为罗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设局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齐奥塞斯库在罗共九大上强调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的原则,反对兼职,并通过党章规定“一个党员在党或国家机关中只能担任一项需要经常工作的政治领导职务”,并借此机会解除了两名中央政治执委的行政职务。两年后,1967年12月在罗马尼亚全国代表会议上,齐奥塞斯库提出为消除“目前在党和国家机构中存在的平行和重叠现象”而“应由党和国家领导中的一位同志来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的建议,随即在1967年12月9日兼任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从而取代基伏·斯托伊卡成为罗马尼亚的国家元首。1968年8月前苏联侵捷事件发生后,齐奥塞斯库谴责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重大错误,是对主权国家的粗暴践踏。为动员全国人民保卫祖国,罗马尼亚决定在全国各工厂、企业、农村、机关普遍重新组织建立爱国卫队,包括步兵、侦查、反特、工兵、防空、反坦克等兵种。此外,还在1968年8月还成立了“青年保卫祖国军训队”,主要由尚未服兵役的青年组成。1968年11月兼任新成立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团结阵线年改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日起兼任新建立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并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和爱国卫队总司令。1969年8月罗马尼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章修正案,决定党的总书记不再由中央委员会选举而由全国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这就使齐奥塞斯库处于不受中央委员会约束的地位。1973年起兼任新建的、权力高于部长会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1974年3月29日当选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仍兼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77年起兼任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1985年当选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和名誉院长。

  齐奥塞斯库在一系列讲话和工作报告中,强调独立自主,主张各党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制订自己的政治路线,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反对统一模式;主张严格遵守国家关系中“权力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1969年齐奥塞斯库在讲话中强调罗马尼亚“把平等、尊重民族主权和独立、不干涉内政、同志式的互助这些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当作罗马尼亚“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基础”。1970年12月在接见各国使节时说:“罗马尼亚过去和现在都一贯为发展同世界所有国家(不管其制度如何)的关系而行动”。他强调罗马尼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控制、专横和侵略政策,即实力政策,坚决反对施加压力和进行奴役以及干涉他国内政的种种形式”,“反对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针对1968年11月勃列日涅夫抛出的“有限主权论”后,齐奥塞斯库说,“限制或放弃华沙条约某一成员国的主权的理论(即有限主权论)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准则”。20世纪70年代起,前苏联推行华沙条约组织“军事一体化”,即在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之外,由苏军和各成员国的一部分军队组成包括海军、空军在内的“一体化部队”,由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指挥。对此罗马尼亚领导人和党报多次强调:“华沙条约参加国的军队之间合作联系是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信任、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的;这些准则排除了对任何一国军队的内部事务进行任何干涉。”强调罗马尼亚军队的“唯一领导者是党、政府、本国总司令部,只有它们可以对罗马尼亚军队发布命令”,“根本不能理解把党和政府对军队的指挥权和领导权的哪怕是多么小的一部分让出去的作法”。齐还拒绝华约军队在罗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在华约内部取得了类似法国在北约中的相对独立地位,被称为东欧的“戴高乐主义”。在经济上,齐奥塞斯库同样反对前苏联提出的“一体化”方案。1969年4月重申罗马尼亚“不主张一体化,不希望参加超国家的联合机构”,并指出经互会各国之间的合作“不应导致践踏国家主权”,“不应侵犯”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地决定发展计划的权利”,并延续了乔治乌-德治时代的抵制前苏联的“分工专业化”的政策。

  齐奥塞斯库在疏远前苏联的同时,与西方、中国、以色列建立和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对美国和西欧奉行开放政策,在华约组织国家中率先承认西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是仅有的两个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贸易协定的东方集团国家。罗马尼亚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调解国际冲突,在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保持正常关系的国家。这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外交举措为罗马尼亚赢得了广阔的国际活动空间,大大提高了罗马尼亚的国际地位和声誉,齐奥塞斯库由于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立场,颇得人心,在国内外的威望升高,他长期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出访过三个世界的许多国家。

  在国内建设问题上,齐奥塞斯库上台之初,即注重经济建设,关注民生,他在罗共九大所作的党在“八大”和“九大”之间的总结报告中说,社会主义在罗城乡已经取得了完全胜利,在整个经济中建立社会主义关系的过程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现象永远消灭了,罗已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九大”提出了1966~1970年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指示草案和关于能源发展的和国家电气化的十年计划,草案规定党的政策的中心仍然是国家的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齐在报告中强调,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就不可能使罗达到高度的文明和福利,就不可能向迈进;工业化是通向进步和文明、保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唯一途径,也是缩小同经济上先进国家差距的决定性因素。“九大”确定了在继续高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将更加重视农业和提高农牧业生产。罗共“九大”在罗马尼亚历史上是一个新的转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更改国名的建议,同年8月大国民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改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把党名恢复为罗马尼亚,并通过新了的党章。

  罗共“九大”后,齐奥塞斯库重新审视罗共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通过拨乱反正和批判乔治乌-德治个人迷信,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凝聚了党心、民心,成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和声望。

  在以齐奥塞斯库为核心的罗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胜利完成。由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大大改变了罗马尼亚的面貌,罗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工业不发达和农业落后的典型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工业和处于全面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工业农业国。20世纪60年代末,齐奥塞斯库主张高速度、高积累(把国民收入的30%以上作为发展基金)、高指标的发展国民经济,提出到20世纪末把罗马尼亚建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向迈进的宏伟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从罗共“十大”至“十二大”,先后制订了三个五年计划(1971年~1975年、1976年~1980年、1981年~1985年),力图为在罗大体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实践证明,罗共的这些理论、计划和设想是不符合罗的实际情况,急于求成,因而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计划难以完成,经济陷入困境。1972年7月罗共全国代表会议前夕,首都布加勒斯特市委提出了“四年半完成五年计划”的倡议,并得到齐奥塞斯库的支持。对此,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就公开提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主张,结果与齐奥塞斯库发生矛盾。由于罗共与前苏联及其他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一样,长期坚持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的发展观点,在这一时期,罗马尼亚经济虽然暂时取得了某些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了一些提高,但从长远后果来看,却埋下了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的祸根,使国家经济非但不能协调,反而日益走上恶性循

  环的道路。到了70年代后期,这种恶果逐渐表现出来。80年代以来,罗马尼亚经济困难持续多年不见好转,而齐奥塞斯库坚持在十年内还清所有外债,罗为了偿还外债,严格限制进口,极力增加出口,并用大批农副产品出口换取外汇还债,造成市场供应十分紧张,肉、蛋、奶等基本食品短缺,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至1989年3月,罗马尼亚终于还清外债,人民却为此“勒紧了十年的裤腰带”。党内和群众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

  1982年12月在罗共全国代表会议上,齐奥塞斯库也曾公开承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提出要“消除已产生的一些矛盾和失调”。但齐强调罗不存在改革问题,坚持其20多年来所走过的路是正确的,继续推行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实行高速度、高指标的发展方针,同时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倒退、是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80年代末,在国际运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挫折,西方在全球竭力掀起狂潮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加紧对罗马尼亚施加压力,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罗因对改革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与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关系也日趋冷淡,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由于齐奥塞斯库的政策失误,大搞个人迷信和家族统治,导致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引起广大党员和群众的不满,工人罢工事件和反齐传单时有出现。

  在齐奥塞斯库执政的最后一年,1989年春,罗共元老六君子康斯坦丁·珀尔伏列斯库(曾任罗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大国民议会主席,剧变后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名誉主席,曾在罗共十二大上批评齐奥塞斯库安排自己任党的总书记的做法“在国际共运中是罕见的”,还批评齐奥塞斯库“逃避党的监督”)、格奥尔基·阿波斯托尔(曾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亚历山德鲁·伯尔勒迪亚努(曾任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常设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者之一,剧变后为罗马尼亚参议院议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曾任总政治部主任、外交部长、罗共中央委员,剧变后为罗马尼亚议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西尔维乌·布鲁坎(曾任党中央机关报《火花报》总编辑,罗共权威理论家和思想家之一)、格雷戈里·扬·勒强努(曾任罗驻美国和联合国大使,资深外交官),批评齐奥塞斯库的现行政策。此举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

  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爆发了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活动,迅速波及全国和首都布加勒斯特。1989年12月21日,由罗官方组织的万人集会演变成和反齐奥塞斯库的大规模示威游行。1989年12月22日罗马尼亚政局发生剧变,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在拒绝执行向示威群众开枪的命令后自杀身亡,军队倒戈并与忠于齐奥塞斯库的安全部队(包括国家安全部队、特种部队以及爱国卫队)爆发激战,示威者占领了电台、电视台、党中央和政府大厦等重要设施。齐奥塞斯库在宣布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后携夫人仓皇出逃,于当日在特尔戈维什蒂被抓获。23日,扬·伊利埃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宣布接管国家权力。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一起被特别军事法庭以“实施种族灭绝,屠杀六万人”、“危害国家”、”破坏公共财产“、“破坏国民经济”、“在国外银行有超过10亿美元的秘密存款并企图叛逃国外”等5大罪状(后证明这些罪名中,国外存款一项为不实罪名,其余诸项有的基本属实,有的认定牵强)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至此连续执政长达25年的齐奥塞斯库政权瞬间土崩瓦解,罗马尼亚亦不复存在。

  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1966年罗马尼亚前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

  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

  1988年,罗马尼亚为了缩小城乡差别,大力推行农村规范化计划,把一些乡和村合并,建立农工中心。根据这个计划,强行拆掉农民的旧居,让他们搬迁到设备简陋的高楼,农民对此极为不满。这些做法在国际上也遭到反对,尤其是匈牙利(这项政策也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展开)。后来齐奥塞斯库虽然放慢了农村规范化的速度,但仍要求到2000年全部实现农村规范化。由于强制推行“农村规范化”,引起西方国家的不满,它们指责罗侵犯人权,把罗的农村规范化计划称为“文化灭绝”计划,并对罗马尼亚实行政治经济制裁,使罗与西方的关系降至很低水平。

  齐奥塞斯库刚上台执政时,对内注意发扬民主,并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对外广泛开放,高举民族独立大旗,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前苏联的控制与颠覆,的确有不少建树。齐奥塞斯库执政20多年,罗马尼亚经济的确有了重大发展,从1965年到1989年,国民收入增长了32倍,工业增长119倍,农业增长6倍。20多年的建设使罗马尼亚拥有了自己的石油、化工、冶金、机器制造、电子和汽车制造等工业部门,能制造客机、大吨位的船舶并正兴建核能电站。由于执行均衡发展各地经济的政策,注意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促使落后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罗马尼亚在住宅方面的建设成就就尤为显著,到1989年,罗全国人口的82%已迁入新居,基本上解决了住宅问题。人民生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据公布的数字,到1988年,罗马尼亚人均国民收入已达3000美元。

  在经济建设上,齐奥塞斯库为了摆脱前苏联的控制,逐步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齐反复强调,“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不会有政治上的独立”,“没有高速度的发展,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此,罗马尼亚把发展国民经济看作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并在努力探索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针对经济管理和计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罗共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一.改革行政区划,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发挥地方的积极性。1968年2月,罗马尼亚把全国16个州和两个直辖市重新划分为39个县(现为41个县)和一个直辖市,取消州和区的建制而建立县,由中央直辖,建立从中央到县、市和乡镇、农村的垂直领导体制,形成中央—县—乡村三级行政体系,提高市和乡的作用并扩大其权限,使中央领导接近基层单位,以便直接贯彻党和国家的决议。

  二.建立工业中心,减少工业管理体制中的中心环节。把过去由工业部的高度集中领导和权力过分集中,改为相对分散的领导和权力适当下放,充分发挥了下面的积极性。这样不仅能及时解决问题,而且针对性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罗工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取消一长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吸收工人直接参加管理。这样激发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为工人发挥创造精神创造了条件。

  六.重视国际经济合作和大力发展外贸,广泛对外开放,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采用多种形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资本。

  通过实施上述措施,不但对罗马尼亚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提高了罗的国际地位。但齐奥塞斯库执政后期,没有继续坚持这一正确方针,反而逐渐走向自我封闭,继续坚持高度集中和比较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到了80年代,罗马尼亚经济已持续困难十多年,此时,齐不仅拒绝改革,还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齐虽然没有指名批评,但实际上是有保留的。面对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改革对罗形成的压力和罗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改革的呼声,齐奥塞斯库此时的讲话及报刊文章,却反复宣传罗共“九大”和齐领导的正确,强调罗从“九大”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改进领导、计划和组织工作的措施,“已不存在结构性的改革问题”。1988年以后,罗更是不断地批判搞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私有制改和个体经济是“倒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说“谈论市场社会主义以及自由竞争”绝对不能求得社会主义的完善,发展经济“只能靠计划而不能靠市场来调节”。1989年11月在罗共“十四大”上,齐奥塞斯库等人批评一些内的改良主义者、革新家借改革和完善之名,行修正主义之实,说他们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否认计划经济的原则,鼓吹恢复市场经济的理论,是企图动摇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说那些鼓吹削弱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所有制、祈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意识形态淡化的理论,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投降,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是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科学的。齐奥塞斯库时期,为了摆脱前苏联的控制,高速发展本国经济,增强国力,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保持政治上的独立,罗共确实曾开展了大量工作,不断对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过分集中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框架,因此收效不大。加上齐在其执政后期,大搞个人崇拜,独断专行,思想越来越僵化,以至最后走上拒绝任何改革的道路,从而使罗的经济越来越糟。

  同时随着威望的提高,齐奥塞斯库逐步独揽大权,对党和国家事务越来越独断专行,实行家长制的统治和一言堂领导。齐本人的作风也越来越主观武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出现了问题,唯下面是问。在干部用人政策上,齐奥塞斯库上台时尚能坚持集体领导,唯才是举,罗共“九大”产生的领导集体人才济济,既有毛雷尔、波德纳拉希、沃伊捷克都是久经考验、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像阿波斯托尔、德勒吉奇、斯托伊卡、萨拉扬等年富力强的卓越领导人,更有像特罗芬、曼内斯库、维尔德茨这样的年轻后进,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但在1967年以后,他逐渐以自己的亲信替换乔治乌-德治的手下大将。到了1971年年底以前,齐奥塞斯库已经撤换了他自己以外的所有罗共书记处书记。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齐奥塞斯库在1970年代末起对干部实行快速轮换、调动以及撤换,防止他们发展独立的权力基础。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之间,罗马尼亚部长级高干的平均年度替换率远高于其他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几乎高达25%的政府要职是每年替换。在1980年代期间,十分之四的罗共县委每年轮换。一旦发现支持者质疑他的权威,齐奥塞斯库立刻将他们踢出权力中心。例如维尔吉尔·特罗芬原本是齐奥塞斯库执政初期的罗共第二号人物,多次被降职,并于1981年被踢出中央委员会。在1970年代初期,扬·伊利埃斯库原本被视为齐奥塞斯库的嫡系人马,甚至是齐奥塞斯库的接班人,在1980年代被贬为布加勒斯特技术出版社负责人。保罗·尼古列斯库·米齐尔和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能力出众,曾帮助齐奥塞斯库巩固权力,而且敢于质疑齐奥塞斯库的经济政策,也因此一度遭到罢黜。如果党内有人敢于挑战他的权威,齐奥塞斯库毫不犹豫地予以打压制裁。

  这些举措造成罗党和政府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十分频繁,搞得人心惶惶。同时还对党的干部、政府官员、人民群众进行监视、追踪和窃听。这大大抑制了干部能力的发挥,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增加了党内的不稳定因素。由于齐的个人专断,造成决策失误,致使罗的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齐个人的意见就是党的决议,党、议会、政府只能服从,而不能有不同意见。

  在国内建设上,齐奥塞斯库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一味贪大求全,唯意志论地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罗一直坚持实行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长期坚持高积累、高速度和高指标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加之世界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影响,罗马尼亚陷入了能源短缺、农副食品供应紧张、外债负担沉重(外债高达110亿美元)的严重经济困难之中。就在经济困难持续发展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仍旧脱离实际地追求建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向过渡的目标,并大搞为齐奥塞斯库树碑立传式的大建设,如行政中心、布加勒斯特-多瑙河运河等工程。也不顾人民的困苦生活,急于还债,致使人民勒紧裤腰带长达十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齐奥塞斯库还恬不知耻地说什么罗“已达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已经具备了一切在本世纪末进入实行劳动和分配原则的新阶段”,罗的民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健全”,“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独一无二的”,并妄称罗的工业已能为所有部门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在这种形式下,说假话空话、虚报产量、浮夸之风盛行。齐的这种作风不仅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唯唯诺诺、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的干部,他们高官厚禄,唯齐是从,严重脱离了群众和实际,真正有所作为、敢于坚持己见、希望改变罗马尼亚面貌的干部却被排斥和被贬。其结果,当变成

  了齐奥塞斯库的御用工具,国家变成了齐任意支配的领地,他俨然成了“红色罗马皇帝”。

  1989年3月,罗马尼亚在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十年后,终于还清了全部外债。持续十年的经济困难,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人民怨言增多,不少干部也对现行经济政策和建设方针产生了疑问。面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改革呼声,齐不仅不思改革,相反拒绝进行任何改革,说罗的政治经济体制早已完善,不存在需要改革的问题。同时还把其他国家的改革斥之为“复辟”、“倒退”,并强调单一的公有制、纯粹的计划经济、绝对的公平分配。

  1967年以后,齐奥塞斯库开始走上个人集权的道路,党的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和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均由他兼任。此外,还有一些在齐本人倡议下建立的全国性的民主机构,如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以及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也由齐担任主席。这样,齐把党、政、军、经、群等各项大权集于一人手中,成为世界上兼职最多的国家领导人之一。随着地位的巩固,齐奥塞斯库越来越喜欢人们对他歌功颂德,热衷于形式主义的轰轰烈烈的场面。齐奥塞斯库在1971年的北京、平壤之行,被普遍认为是他走向个人崇拜的催化剂,中国的领袖崇拜和北朝鲜金日成的“太阳节”模式在心理上对他造成极大的震撼和冲击,这种领袖神格化使他心驰神往。齐到各地视察,群众都倾城出动,以最高礼节来欢迎他。齐和夫人过生日、以及出访归来,或有重大活动,全国各地、各部门都纷纷致贺电,以表示衷心拥护齐的领导。一切传媒手段都用来宣传齐奥塞斯库夫妇,齐氏夫妇巨照天天见诸报端,大量出版了齐的讲话文集和言论集。每当齐奥塞斯库讲话时,与会者都要数十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齐奥塞斯库—罗共”、“齐奥塞斯库与人民”等。开大会时,每位发言者,总理和部长们也不例外,都先赞扬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功绩。埃米尔·博布杜米特鲁·波佩斯库米乌·多布雷斯库等人更是厚颜无耻地极力吹捧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罗官方对他们的历史评价越来越高,齐奥塞斯库被塑造成罗马尼亚千年以来最伟大的领袖。齐奥塞斯库不仅个人大权独揽,唯我独尊,还把夫人、子女及其他亲属安排在重要岗位上,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有30多人在党政军经等重要部门任职,从而形成了家族统治。齐奥塞斯库执政以来,尽管功绩不小,但他的个人迷信、家族统治以及武断专横在党内和群众中引起了不满和非议,说个人崇拜是罗马尼亚民族的耻辱,罗国内也有一个神。也有人说他是“暴君”、“独裁者”,咒他早死。

  齐奥塞斯库居功自傲、闭目塞听,在偏执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在浑然不觉中滑向毁灭的深渊,也葬送了罗共和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事业。

  989年末,东欧大陆的动荡终于波及了罗马尼亚。在这一年,东欧各国纷纷倒台后,罗马尼亚人民集会要求民主,受到齐奥塞斯库强力,结果引发更大骚动。

  1989年11月29日,罗马尼亚体操明星科马内奇出逃,寻求西方的庇护。到美国后,她将出逃的“恐怖经历”向西方新闻界公布。这似乎是一个前兆。

  1989年12月,动乱反抗的导火索终于点燃了,这就是罗马尼亚西部边境重镇蒂米什瓦拉发生了骚乱。匈牙利族牧师特凯什·拉斯特,是维护罗马尼亚少数民族匈牙利族利益的持不同政见者。公开发表过反对当局的言论,当局遂对其百般刁难,解除其职务,令其迁出公宅,引起教徒及匈牙利政府的抗议。1989年12月15日,200名教徒聚众保护拉斯特免受迁居之辱。12月16日晚,数百名市民在教堂四周结队,反对强制搬迁。人群中呼喊出“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抗议活动迅速扩大为数千人的大游行。游行者上街,砸毁齐奥塞斯库画像、雕像,与军警发生冲突。警方被迫使用高压消防水龙将队伍驱散,一些人被捕,很多人受伤。入夜,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举行紧急碰头会,齐奥塞斯库命令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上将第二天将坦克和装甲部队开入蒂米什瓦拉市进行示威。12月17日,蒂米什瓦拉市万余人再次上街游行,高呼“要自由”、“要面包”、“要热水”、“要暖气”、“打倒齐奥塞斯库”等口号,部分示威群众情绪难以平息,冲击了市政大楼,打碎玻璃、设施、推翻汽车,局势更加恶化。罗共中央执委会紧急会上,齐奥塞斯库再次强烈命令,国防部派坦克部队、摩托化部队对群众采取最严厉的措施。随后,内务部部队和军队开始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实行,蒂米什瓦拉市与外界隔离,断电、断交通、关闭边境禁止旅游。西方国家及苏东各国纷纷报道这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法国《解放报》报道死亡人数为4000人,后经调查实际死亡人数为147人,受伤335人,失踪25人,这是推翻齐氏政权后新政权公布的数字。蒂米什瓦拉事件是继1987年11月布拉索夫群众大游行后,罗马尼亚国内酿成的第二起大规模冲突。

  1989年12月18日,齐奥塞斯库照常飞往伊朗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同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举行了会谈。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未像往常一样随他出访。作为罗马尼亚政府第一副总理,她坐镇国内,控制事态发展。此时在遥远的德黑兰,齐氏还一再宣称:“我们的形势是稳定的。”

  齐奥塞斯库从中东地区伊朗访问归来,发现蒂米什瓦拉的动乱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闹大了,并一发不可收拾,逐步向全国蔓延。齐奥塞斯库于1989年12月20日发表电视讲话说,蒂米什瓦拉发生的骚乱是流氓、暴徒煽动的,是以破坏国家机关和公共财产为目的的,这是恐怖行动,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势力相勾结,试图搞乱罗马尼亚的秩序与稳定。同时齐奥塞斯库签署命令,宣布蒂米什瓦拉市进入紧急状态。

  同年12月20日晚,飞扬跋扈、过于自信的齐奥塞斯库决定21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群众大会,支持他在蒂米什瓦拉采取的行动。他万万没想到,这次集会恰恰给愤愤不平的群众提供了上街闹事的良机。具有雄辩演讲能力、曾经在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上一呼百应的齐奥塞斯库,想再次发挥这种威力。21日中午12点,齐奥塞斯库就在党中央广场召开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

  严冬的 12月,天色灰暗阴沉。十万人应召前来参加大会。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出现在党中央大厦阳台上,他情绪激动地说:“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蒂米什瓦拉流氓集团的动乱。”他不时提高声调,挥舞手臂,表示讲话的高潮。突然,广场某个角落喊出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口号声像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人们震惊了,齐奥塞斯库刚举起的右手,在空中停住了。电视转播中断了,留下了齐奥塞斯库举起右手的定格画面。一会儿,电视转播又恢复了,齐奥塞斯库以提高人们的工资福利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可是,“蒂米什瓦拉!蒂米什瓦拉!”的拥护声,“打倒杀人犯!”的口号声和嘈杂声汇成了一片,再也无法阻止。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包围了四周的街道,军官向群众喊话,命令他们散去。国防部长米列亚亲临指挥,他下令:“不准向人群开枪!”但是,布加勒斯特市委兼市长彼特列斯库亲自跑到前 线来传达“最高统帅”的命令:“可以开枪,朝天开枪,先警告,如果不成,向腿部开枪!”不愿向群众开枪的米列亚在上下一起施加的压力下自杀了。齐奥塞斯库谴责他是“叛徒”,并且当天广播公布了他“畏罪自杀”的消息。军心震撼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没有按齐奥塞斯库的旨意去拦阻群众,维持秩序,反而壮起胆来“背叛”了他,偷偷下令军队撤回军营,给了齐奥塞斯库致命的一击。示威民众的情绪更加激昂,口号声、歌声响彻云霄,一起向党中央大厦冲击。终于,齐奥塞斯库夫妇和中央要员抵挡不住,撤离了党中央大厦。1989年12月22日中午,一架超载的“海豚型”直升机从大厦阳台上起飞,飞向斯纳戈夫别墅。飞机上除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还有中央常设局委员曼内斯库、博布、秘密警察头领尼亚果伊将军等。飞机先在斯纳果夫作了停留,曼内斯库和博布在这里下了飞机。 22日晨,直升机降落在博特尼。

  布加勒斯特医生尼古拉·德卡驾驶一辆达契亚牌汽车,行驶在通向博特尼机场的一条破旧公路上。一位身穿灰色衣裳的高个子男人,手里拿着报话机站在汽车正前方拦住了汽车。这是埃列娜的警卫、安全官员伊万·马里安。马里安指给德卡看,原来齐奥塞斯库一行人正站在一架直升机旁边。尼亚果伊对德卡说:“把车钥匙给我。”德卡不肯给:“不,我驾驶。”齐奥塞斯库上了车,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埃列娜和尼亚果伊坐在后座,马里安没有再上车。在去格耶什蒂的路上,齐奥塞斯库对德卡说:“发生政变了。我们去组织抵抗,你愿意跟我们去么?”这时,尼亚果伊的枪正顶着德卡呢。德卡说:“我老了,又有病。我是一名医生,我还有三个孩子。”到了一个路口,尼亚果伊命令德卡说:“向右拐,朝特尔戈维什蒂方向走!”这时,全国各地通过电视广播,在刚成立的政权机构救国阵线的指挥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抓捕齐奥塞斯库的天罗地网。运载齐奥塞斯库夫妇的车来到弗格雷什蒂乡时,车子抛锚了。在一家居民门前,一位公民正在洗车,他叫尼·彼特利索尔。他的车是一辆黑色的达契亚车,牌照是2-DB—305。后来,这辆车也出了名,电视上宣布到处追捕这个牌照的汽车。从弗格雷什蒂乡到特尔戈维什蒂市还有7公里,齐奥塞斯库一行换了彼特利索尔的车,继续往前走。

  到了特尔戈维什蒂。这里大批人正在准备反齐奥塞斯库的游行,要到皇宫去。尼亚果伊说:“停车,我去给格弗内斯库打个电话。”说着就下车去了。这时,齐奥塞斯库已经完全变成一个无依无靠、被抛弃的孤家寡人。尼亚果伊显然也是离开他们另找门路去了。

  车子来到乌尔米乡。彼特利索尔不知再往哪儿走了。他们已是走投无路的逃亡者的齐奥塞斯库:“你们怎么办?我把你们带到哪儿去?”这时也只能乱闯的齐奥塞斯库对彼特利索尔说:“往特尔戈维什蒂走,那里有一个医药作物种植场。”那其实是县植物保护监察局。彼特利索尔按齐奥塞斯库的意思,把汽车开进了离钢材厂 500米远的这个监察局。在这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下了车。这时,人们都围在电视机前,刚刚知道齐奥塞斯库夫妇已经到了他们县,齐奥塞斯库就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人们都几乎惊呆了。

  走进监察局大楼,齐奥塞斯库就寻找局长:“局长在哪儿?”监察局总工程师说是去打电话找援助,其实是报告了县警察局,后又移交给对门的军事单位,实际上此时,他们已经被捕了。接管国家权力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领导人有救阵主席兼临时总统扬·伊利埃斯库和临时政府总理彼得·罗曼,还有前第一副总理,后任参议长的伯尔勒迪亚努、前外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原罗共理论家布鲁坎等人。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后,为了尽快终止流血冲突,伊利埃斯库根据布鲁坎的建议,授权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成立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紧急程序,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25日中午,斯登古雷斯库抵达特尔戈维什蒂空军基地军营。他部署空降兵把守在空军基地司令部各个关键部门,并命令把驻军司令部改装为临时审判厅,把一间办公室布置为医务室。

  1989年12月25日是圣诞节。下午1时,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组建的特别军事法庭在兵营内开始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审判团由7人组成。齐奥塞斯库夫妇完全否认这一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只承认大国民议会、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并在审判时拒绝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辩护律师问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否要求上诉。被告如提出上诉,罗马尼亚最高法院要予以审理,即使驳回上诉也要一周时间;被告不上诉,判决便是终审判决,处决立即执行。齐奥塞斯库对此不予理睬。由救国阵线指派的辩护律师还问齐奥塞斯库夫人是否有神经病。如果埃列娜说有,那法庭也不能对她进行判决。军事法庭必须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检查。这种检查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埃列娜说没有。特别军事法庭是以下述罪名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的:

  当地时间12月26日下午4时,一支3人的行刑队执行枪决。据外电报道,行刑前,埃列娜曾向行刑士兵喊道:“你们怎能向我们开枪,我曾经那么关怀你们,我是你们的母亲。”一个士兵回答说:“不,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死我们母亲的凶手。”齐奥塞斯库拉了拉埃列娜,说:“不要再说了。”这对风雨同舟几十年的夫妇紧紧挤靠在一起。

  审讯及枪决过程的影片很快在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流传,罗马尼亚的电视台也曾播出。在处决了齐奥塞斯库夫妇后,罗马尼亚立即宣布废除死刑。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5天后,二人尸体被秘密埋葬在根恰公墓。此后,罗马尼亚官方一直未确认二人的墓地所在,而其家属也因此对所谓墓地拒不承认。在齐奥塞斯库夫妇唯一在世的儿子瓦伦丁·齐奥塞斯库及女婿奥普雷安的要求下,罗马尼亚国家法医学院于2010年7月21日开启了二人墓穴并进行开棺验尸。后经DNA检测,根恰公墓中的尸体确系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体。

  2001年,被强力部门没收多年的齐奥塞斯库家族财产经罗马尼亚最高法院判决归还他的儿子和女儿。 齐奥塞斯库的大儿子瓦伦丁是一个早在“十二月事件”前就已经出名的物理学家了,因此凭借一己之力足以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他还像年轻时那样,酷爱足球,是布加勒斯特星队的追捧者。只要是布加勒斯特星队的重要比赛,他必定出场。 齐奥塞斯库的女儿佐娅1990年8月获释后,被原单位拒绝接收,只好提前退休。当时由于住房和财产全部被充公,他们夫妇只得四处流浪,在亲戚、朋友家里过一天算一天。随着政局趋于平静,他们生活已经基本稳定,但佐娅很少出门。兄妹俩前几年一直在为自己被国家没收的财产打官司,最后都打赢了,佐娅在2001年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财产,而瓦伦丁也将很快得到自己过去收藏的不少艺术品。尽管直到今天,佐娅仍然拒绝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但她的名字却不断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原因是,她近几年一直在寻找父母的安葬之地,为此她甚至把当局告上了法院。尽管大家都认为,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坟墓就在根恰公墓,但佐娅并不这么认为,她一次也没有去那里扫过墓,她要求当局开棺进行DNA检查。不过,此事直到佐娅去世都还没有结果。他们所获得的遗产总价值不过五万美元,是齐奥塞斯库数年为国家服务的报酬。佐娅去世后,齐奥塞斯库夫妇唯一在世的儿子瓦伦丁和女婿继续为解开齐奥塞斯库夫妇墓地之谜奔走。

  2008年10月14日,罗马尼亚议会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以97票赞成、13票反对和58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齐奥塞斯库国外存款的调查报告。调查委员会主席萨宾·库塔什指出该委员会在成立的两年内进行了大量调查取证,结果“所有调查证人无一例外地都认为齐奥塞斯库在国外没有存款”,究其原因,齐奥塞斯库当时对自己在国内的领导地位非常有信心,没有在国外存巨款的理由。罗马尼亚保守党议员德拉戈什·杜米特鲁甚至在议会发言中指出,齐奥塞斯库是一个“诚实的人”,与当今那些逍遥法外的“硕鼠”们相比,齐奥塞斯库不知要“诚实”多少倍。2008年,布加勒斯特上诉法院终审决定,要求罗马尼亚国防部出示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埋在根恰公墓的证据。经过多年的法庭之争,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家属不久前终于获得根恰公墓有关墓地的所有权,这为开馆验尸扫清了障碍。

  体从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墓地中被挖出,并将经过DNA检测来确认两人的身份。

  齐奥塞斯库的女婿奥普兰称:“今天,遗体将被挖出,用来取得DNA实验的样本。我们必须知道葬在这里的是不是他们。”当棺盖打开,人们看到了齐奥塞斯库被审判和处决时身穿的那件黑色大衣,大衣、特别是裤子膝盖处布满枪眼。人们还看到了齐奥塞斯库那顶标志性的羊皮帽。

  2010年11月3日,据罗马尼亚天线电视台报道,罗国家法医学院DNA检测结果显示,布加勒斯特西部根恰公墓两处墓穴里的确系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骨。

  齐奥塞斯库曾荣获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镰刀和铁锤”金星奖章(1964年)、三次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和“共和国英雄”金星奖章以及“社会主义胜利”勋章(1971年、1978年、1980年)、“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勋章、“新农业革命英雄”称号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勋章、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勋章、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服务勋章、罗马尼亚共和国建立五周年纪念奖章、罗马尼亚解放35周年纪念奖章。

  前苏联列宁勋章(1973年、1978年)、十月革命勋章(1983年)、各族人民友谊勋章、“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奖章(1970年)、“1941年—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30周年”纪念奖章(1975年)。

  一级南斯拉夫之星勋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66年)、奥地利共和国服务之星最高荣誉勋章(1969年)、(西德,1971年5月17日)、何塞·马蒂勋章(古巴,1973年)、意大利共和国大绶带大十字骑士勋章(意大利,1973年5月21日)、“解放者圣·马丁”勋章(阿根廷,1974年)、国家南十字星勋章(巴西,1975年)、圣地亚哥骑士大项链勋章(葡萄牙,1975年10月14日)、雅典国际金奖(1976年)、“攻打蒙卡达兵营20周年”奖章(古巴,1976年)、最尊贵的巴斯爵级大十字勋章(英国,1978年)、金质奖章(罗马国际事务研究所,1979年)、大象骑士勋章(丹麦,1980年)、塞拉芬皇家骑士勋章(瑞典,1980年11月4日)、“巴尔干山脉”勋章(保加利亚,1983年)、皇家圣奥拉夫大十字勋章(挪威)、荣誉军团勋章(法国)、奥林匹克金质勋章(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984年)、“卡尔·马克思”金质勋章(东德,1988年)、国际养蜂人金质奖章(阿德莱德国际养蜂人大会、澳大利亚,1976年)。

  士学位:布加勒斯特大学(1973年)、黎巴嫩大学(197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1974年)、尤卡坦自治大学(1975年)、索菲亚·安提波利斯·尼斯大学(1975年)、利比里亚大学(198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88年)。

  1978年1月25日,为庆祝罗马尼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六十岁寿辰和参加革命活动四十五周年,“斯特凡·乔治乌”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学院(中央高级党校)授予他政治学博士称号,布加勒斯特经济研究学院授予他经济学博士称号。

  齐奥塞斯库1946年与埃列娜结婚,育有两子一女。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解放前原是纺织女工,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为化学工程师,长期任中央化学研究所所长。1972年当选为罗共中央委员。1973年根据齐奥塞斯库关于提拔妇女到领导岗位的建议,埃列娜被选为罗共中央执委,1977年又升为常设局委员,1979年兼任党政干部委员会主席,1980年又兼任政府第一副总理,是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二号领袖。长子瓦伦丁是物理学家,长期在物理研究所工作,1989年当选为罗共候补中央委员,结过两次婚,有一儿一女。女儿佐娅是数学家,丈夫米尔恰·奥普兰是工程师和布加勒斯特理工大学教授。次子尼库,长期任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书记,1979年当选为罗共候补中央委员,1982年升为中央委员,1983年任团中央兼政府青年问题部长,1984年当选为罗共中央候补执委,并任锡比乌县党委兼县人委会主席,是齐奥塞斯库内定的接班人。其妻波利亚纳·克里斯泰斯库是社会主义少年先锋队的负责人。

  在齐奥塞斯库的九个兄弟姐妹中除大姐尼库利娜是家庭妇女,一直住在老家。四妹玛丽亚是电磁专家,曾任布加勒斯特电磁厂工作,五弟弗洛雷亚·齐奥塞斯库是党报《火花报》记者,八妹埃琳娜长期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校长、学监,老十出生不久即夭折外,从政并身居高位的有四个,长兄马林·齐奥塞斯库是经济学家和外交官,毕业于布加勒斯特经济研究学院,1974年任罗马尼亚驻维也纳经济代表。齐的三个弟弟:尼古拉斯·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中将任内务部干部训练中心主任,伊利耶·齐奥塞斯库中将任国防部副部长兼武装部队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扬·齐奥塞斯库任农林科学院院长、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部长级)。齐的妹夫瓦西列·伯尔布列斯库1974年当选为罗共候补中央委员,1979年升为中央委员,

  1982年升任奥尔特县党委兼县人委会主席,1986年升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埃列娜的弟弟格奥尔基·彼特列斯库是罗共中央执委,先后任部长级国务秘书、政府副总理,另一个娘家亲戚巴尔布·彼特列斯库亦是罗共中央执委,先后任政府副总理、布加勒斯特市党委兼市人委会主席。

  上世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大事件而载入史册。无论是苏联解体,还是东欧剧变,其主要原因还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把苏东局势推到了不可逆转的边缘。如果不是软弱的戈尔巴乔夫执政,换作另一个强势领导人,苏东局势都不会变得如此之快。东欧剧变,不仅造成了国家体制变更,更造成一些令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局势由热战进入冷战时期,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各个方面互相较劲。但在这场冷战中,东欧有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并不是一条心。当时苏联可以随便捏欧洲同阵营的小国,但对东欧两个国却无奈。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南斯拉夫,一个是罗马尼亚。其中罗马尼亚...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任罗马尼亚总统;其妻埃列娜·齐奥塞斯库身兼第一副总理与第一夫人双重角色。在1989年12月,从示威开始到总统夫妇被枪决前后不超过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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